最先的一件，是《胡适与国运》。胡适回到台湾不久，即有人送给他一本《胡适与国运》的小册子。
《胡适与国运》共收五篇文章。其一《胡适的领袖欲》，作者署名诸心。其二《敬以“无为”为胡适之先生寿》，作者署名李博爱。其三《拜伦哀希腊诗的汉译》，作者署名王爱维。其四《请看空前的胡博士和我怎样佩服他的理由》，作者署名朱光汉。其五是对胡适的《吴虞文录序》的批评。
该书借“学术研究”之名，对胡适进行谩骂和人身攻击，说什么“理想的胡说的领袖＝无智＋无能＋无为＋外国大学生＝胡适”。攻击胡适当年倡导打倒孔家店，是“攻破民族精神堡垒”，说胡适当年反孔反文言文，把大陆的人心搞乱，为共产党铺路，因而使得国民党丢失了大陆。甚至建议把胡适“空投”到大陆，去“祸害”大陆人民。
因为是地下出版物，据中央社1958年4月6日专电：“台湾省警务处今日采取行动，开始彻查一本攻击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博士的匿名刊物真相。警务处现已通令全省各警察机关及刑警总队，对该项书名《胡适与国运》的刊物的出版处所，印刷厂家及出版时地，发行人等，迅速彻底查明。”
隔日续电：已由警方查明，作者系台湾大学教授徐子明（江苏宜兴人，现年七十一岁，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毕业），与国防医学院教授李焕燊（广东阳江人，现年五十一岁，德国汉堡大学医科毕业）。
这种类似于街头骂街的东西，根本不值一驳，但是却很恶心人。而诡异的是，台湾当局明令查禁小册子，而小册子却大量公开出售。
1959至1960年间，胡适又被卷进了总统连任问题的政治漩涡之中。（对此，笔者在后文中将详加讲诉）
最让胡适烦心的事，是他卷入了“自由中国”事件。
《自由中国》半月刊1949年11月20日创刊于台北。胡适在从中国大陆逃往美国的途中，应志同道合者的要求写了一篇发刊词，题为《〈自由中国〉的宗旨》。初期曾一度担任《自由中国》杂志的发行人。
《自由中国》杂志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喉舌，反映的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意愿，表达的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呼声，鼓吹的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纲领。而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表人物，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灵魂与领袖，所以由他来阐明刊物宗旨和做发行人，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以后胡适主动辞去《自由中国》杂志发行人，这一职务改由他的好友雷震担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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